《韩非子》之物理的重要内涵是：依照事物之必然而规定事物之当然。

孝子奉行孝道的言行传扬开来，能使远近悦服，进而亲近附远。子对父的孝是臣对君的忠的基础，因此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。

季康子问：‘使民敬忠以劝，如之何？子曰：‘临之以庄则敬，孝慈则忠，举善而教不能则劝。人的行为中最大的是孝行，而在行孝的过程中，最重要的是尊敬严父，而尊敬严父莫过于以父配天举行祭祀活动。其骄大人也，常以浩浩。未有治而能仕可知者，先修之谓也。曾子修身的内省反求诸己也被孟子继承，仁者如射，射者正己而后发。

现今社会婚姻家庭领域乱象纷呈，探其原因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孝道文化的遗失，使人们不能体认孝道真义，不能实践孝道，造成家庭伦理颠倒悖乱，家庭破裂，单亲家庭猛增，导致养老问题、青少年教育问题日益严峻。行孝要善始善终，中间不能受其他影响而有衰歇。君主根据事物之自然本性而制定形名规范，在不干扰事物自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制度建构。

沟口雄三认为，理的无哲学性、无价值性、无倾向性的特征，反而使其能与道天地万物等连接起来使用，从而形成了与‘道和‘义并列的独立的概念领域。虽然道是无所不由、无所不在的最高本体，但还是需要一个更具规律性、规范性的概念来赴此思想之会。帛书《黄帝四经》故唯执道者能虚静公正……乃得名理之诚一句，意谓治理天下的执道者在虚静公正的心灵状态中，达到公正的政治理性，才能得到名理的精神实质。虽然，道、法、儒各家关于理的政治哲学内涵有不同主张，但其对于客观、普遍之理的追求却是一致的。

故治乱在于心之所可，亡于情之所欲。（《庄子·知北游》） 在所引的语句中，我们不难发现《庄子》之理具有非常明显的被动性，即天地之美、四时之法、万物之理，是不能主观、主动地言说和议论的。

3.《庄子》之天地之理：政治理性之自然归趋 在自然、无为、复归大道的终极意义上，《庄子》与黄老道家具有相同的气质。百姓自觉依照形名规范和标准约束其行为。在道理物理文理的叙述中，各家之理的政治哲学内涵及其思想特征依次展开，政治理性之自然的、制度的、道德的维度亦获得呈现。理是超越的本体、普遍的法则、内在的本质，法则是基于事物之理的规则、规律而创立的制度形式。

理是在自然、万物之后，因循、顺任自然者，如果主动地寻求和确定是非、治乱之理，反而是未明天地之理，万物之情。《黄帝四经》之执道者，生法，《管子·心术上》之法出乎权，权出乎道，《鹖冠子·兵政》之贤生圣，圣生道，道生法，法生神，神生明，皆欲通过在道、法之间增加现实环节来解决问题。1.《黄帝四经》之道理：政治理性由超越走向现实 在《黄帝四经》中，宇宙万物同出于道，决定其死生成败的根据在于道。有此公心和政治理性，君王才会在决断事物时明辨是非，并使政治事务的施行畅通无阻。

如果弱子的行为违背理而任意妄为，即便揭下房上瓦片，亦必鞭打之。（参见曹峰，2017年，第154页）这成为黄老道家政治理性的形式建构努力之一种表现。

对于政治秩序的建构者来说，必须找到一个既与道有紧密联系又与道有本质不同的概念，其既是规则、秩序，又是规则秩序之所本。《管子》主张：恶不失其理，欲不过其情。

为巧使人不能得从，此独巧也。长期以来，逻辑、理性一直被视为西方哲学的代表，中国传统哲学则以感性、直观，即缺少理性为特质。第三，理是固定的、不可改易的规则和规律，具有客观性，不会因具体之人、具体情感而有所改变。荀子赋予理以国家政治中的极高地位：仁人之用国，将修志意，正身行，伉隆高，致忠信，期文理（《荀子·富国》）。此言道出了理的政治哲学关切的本质。文理即礼文之理、社会人文之理，亦即礼乐社会政治制度之仪文之理（唐君毅，第16页），是经历因革损益的客观礼乐制度及其中所贯通的普遍性的理则。

荀子之理由礼而来，因礼而在。周初之理字基本上都是具体的治理的含义，而不具抽象的哲学意义。

（冯友兰，第36页）以现代哲学视角对理的理解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：第一，理是每一具体之物所内涵和表现的个别原则，是用于分别万物的差别性。而此种种皆因心能够知礼之理。

作为一之理，亦贯通、显现于天下。（《韩非子·解老》）韩非子依理而治的终极根源从道获得，理的正当性从道的超越性获得。

[4]葛兆光，1998年：《中国思想史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。与《庄子》相应，稷下道家亦有相似主张：君子恬愉无为。可见的现象是法的出现，不可见的则是其中涌动着的合理的、理性的精神。国家的政令制度是联结君主与百姓的机制，即便一点点细微的不合理，也不能施加给最普通的下层民众。

[7]荆雨，2005年：《试析帛书〈黄帝四经〉道生法思想的内涵及意义》，载《中国哲学史》第4期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）毋庸置疑，理与法、法家关联密切。

[18]张东荪，2010年：《理性与民主》，岳麓书社。（参见任继愈等译注，第151页）韩非子则从政治哲学角度认为，啬的根据是从于道而服于理，而不是个人的主观意见和意图。

[2]曹峰，2013年：《出土文献视野下的黄老道家研究》，载《中国社会科学》第2期。制度建构不但不是约束个性发展者，反而是实现个性存在并达到世界和谐的通道。

简单说，文理之理，即礼之理。心如何知礼之理？一方面，是要知古代礼法制度、历史发展之真相，而明史事演变之理。彭蒙从圣人之治与圣法之治的区别论说法治优于人治的道理，是从理的角度对法之客观性、普遍性、理性特质的最精到讨论，此以严密论理法剖析人治法治两观念根本不同之处，可谓犀利无伦。荀子追求公正、明辨、通达的理性心灵，他说：公生明，偏生暗，端慤生通，诈伪生塞。

故曰：‘道，理之者也。（《尹文子·大道上》） 圣人之治是根据君主的主观意见——己来治理国家。

（《荀子·仲尼》）荀子极重视国家政治制度的合理，认为国家的政令制度、法律规章，无论巨细，必须依照理而设置。这种对客观、普遍之理的追求，即是中国古代政治理性的追求。

《黄帝四经》首从道的高度对理的内涵进行概括：物各［合于道者］，谓之理。《礼记》中理字屡见，如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（《礼记·乐记》）礼也者，理也（《礼记·仲尼燕居》），此中之理更多具有明确的伦理规范和行为原则之意义，尚未具有政治哲学的意义。